法海寺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模式囗东北约两公里的翠微山麓，由明代太监李童建造于明正统年间。明英宗赐额并赐大藏。法海寺主要闻名于寺内的壁画，经过五百多年漫长岁月，法海寺大雄宝殿的六面墙上，至今完整地保留着九幅极其精美的明代壁画。壁画分布在大雄宝殿北墙门的两侧、中佛像座龛背後和十八罗汉身後两面山墙上，壁面积达236.7平方米。
佛龛背後绘的是观音、文殊和普贤三尊菩萨以及他们的脊属和坐骑。其中以中间的水月观音画得最为传神和出色。他宽肩袒胸、肩披轻纱，薄似蝉翼，胸饰璎珞，表情温和安详，屈左膝盘左而坐，形态庄重大方给人以清新明净、和蔼祥瑞、出世超凡之感。
十八罗汉身後两幅壁画，作为罗汉像的衬景以如来佛和飞天为主，配以牡丹、月季、芭蕉和菩提等，加以祥云缭绕，显得庄重肃穆。
北墙后门东西两侧绘制二十诸天。两幅画共有人物35人，三五成组互相呼应，人物服饰华丽，仪表庄重温雅，色泽艳丽浓厚。人物之间互相顾盼，前后呼应，而且宾主分明。人物并没有启口，而我们好像听到他们喁喁低语，画中丝竹不多，而我们好像耳旁飘来了音乐的声音。
这些精美绝伦壁画的作者，从法海寺附近一块明正统九年(1444年)甲子冬日太监李福善等立的楞严经幢上发现，其上所题的助缘协力善人的题名中，除了瓦匠、石匠、雕花匠、妆艺匠、嵌金匠等各色工匠的名字外，还有捏塑官陆贵、许祥，画士官宛福清、王恕，画士张平、王义、顾行、李原、潘福、徐福要等人的题名。经幢是法海寺修建完工後第二年所立，为工部营缮所副京囗陈敬所书，幢上听列人名无疑都是当时工部营缮所所属来修建法海寺的工匠。由此可知，法海寺这些精湛的艺术杰作，就是这些画士官和画士所绘。
法海寺明代壁画与山西永乐宫元代壁画相比较，法海寺壁画在规模、力度、气势上不如永乐官壁画，而在人物刻画、图案精微多变，多种用金方法等画工技巧方面，法海寺壁画比永乐宫确实成就较高，在壁画制作工艺上也有新的发展。
法海寺壁画具有工丽谨严而兼奔放洒脱的特点。它的艺术气派是由画家们高度熟练的技法与坚韧不拔的劳动获得的。有时是放纵得那样豪迈，高达一百六十厘米的人物，长达九十厘米的衣纹线条往往一气呵成，中间毫无停滞犹豫的痕迹；有时是收敛得那样谨慎，轻描细染，在不足方寸之间镂绣出间不容发的花纹，画家的修养到了"静如处子，出如脱兔"的境界。因而在捕捉形象与刻划细节时，得心应手，任意驰骋，显得胜任愉快。表现方法基本上是单线平涂，在颜面、花朵各部分适当地采用了丝染的手法，而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是非常丰富与广阔的。同样是用线描出，而铠甲就显得凝重有力，纱罗就显得飘飘欲飞；同样是渲染，少女的脸，盛开的莲花与天王、力士们的肌肉就俨然几样效果。所用的线条基本上是“铁线”，间用“兰叶”和“钉头鼠尾”。针对不同的物象，有时势如离弦之箭、脱缰之马；有时又盘曲回旋，迟迟不前，用中锋和焦墨的时候较多；有时也用淡墨和偏锋。可以看出画家针对不同物象，有时以“五日一山，十日一水”的态度惨淡经营；有时又以“即兴”的态度一挥而就，把水月观音身上的那些以“叠晕”方法画出来的团花和普贤脚下以墨笔勾勒成的六牙白象对照来看，前者是需要日以继夜才能完成的，而后者显然是速写性质，只不过几分钟就可以画完，而二者艺术上的成就“各尽其妙”，是很难区别高低的。一般地说，画中的线是稳定简练、准确而有运动的感觉的。这种绵长洒脱的线条，不仅显示了画家们的艺术修养，也体现了明代寺观壁画的传统和渊源。
至于用色方面，法海寺壁画是沿用了重色的方法。由于较多地使用朱砂、石青、石黄特别是在人物的璎珞、钏镯、铠甲、兵器以及各处裙带上，大量使用“描金”和“沥粉贴金”的方法。在国内现存的古壁画遗迹上，金碧辉煌的气氛到了这种程度的还是少见的。许多地方使用了多层的“叠晕”和“烘染”的手法，更增加了画面的美丽华贵的感觉。碑记中叙述的“象设庄严，悉涂金碧，光彩炳耀”的景象是可以理解的。
在中国现存明代壁画中，从壁画艺术、规模、完整程度和壁画制作工艺、绘画技巧、人物造型及用金方法等多方面综合论证，法海寺壁画堪称我国明代壁画之最。